(数据见《信报》2011年8月8日要闻版)。

如果现有的高利贷非理性繁荣继续下去，定将把大面积的中小企业和一些民众裹挟其中。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政策调控之后，当然还需要坚持下去。

故事的一端是，按照常识和经典理论而言，收紧货币、打击通胀和挤掉泡沫成为各方共识，相关政策也在朝着这些目标执行，但是另一方面本应该匹配的制度变革，却未能如期取得突破。只有拓宽了投融资渠道，泛滥的流动性才可能集中某个领域制造泡沫。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严重欠账，加上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重重，地方官员不可能愿意放弃土地财政的现有格局。正是因为一刀切的货币调控，大量没有背景的中小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题，他们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地依赖地下金融，再与加息周期重叠，民间借贷利率随着加速上扬。高利贷大繁荣的条件也就完全具备。

而高利贷在这两年的大发展，其原因又与货币紧缩密切相关。另一端是财税制度止步不前，金融改革毫无进展，服务型政府不见踪迹，国进民退大潮激情复燃。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

普遍的论调是认为这来源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许多人认为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会降低经济效率，这是完全错误的偏见。福山的这种假说可以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1911年清政府鉴于多省商办铁路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

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而在经营者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领域内，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高于国有企业。

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做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把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算做中间类型，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台湾当局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政策手段促其完成，以弥补私营企业的不足。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且需要的是那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的国有企业。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要想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取得真正的发展，是不能依赖私有经济的。

中国大陆更需要国有经济中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相似，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私营企业无力成为社会所必需的巨型企业的问题。台州的私营企业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品也更重型化。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只相当人均收入仅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

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依赖于国有经济浙江的私营企业以温州的家族小企业和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代表。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

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起过表率作用的那些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突破经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最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导致人民具有一种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这种相互的真诚和信任超出了单个家族的范围之外。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发展日用品的制造和电器开关的制造。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并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融入到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那么，怎样应对这一轮通货膨胀呢？主要有以下几点。输入性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三个方面因素的叠加，是目前以至十二五前期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放宽居民出国消费、旅游、留学等的用汇限制。与工业化同时推进的城镇化，则导致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上涨，这也加剧了总体物价上涨。

这一轮物价较快上涨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需求方面的因素，也有供给方面的因素，如农产品、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明显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货币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失衡等。如果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实际利率就是负值。

过去这个部分支付不够、欠账较多，今后将会逐渐增加。第三，保农业、保粮食。

进入专题： 通货膨胀 十二五 。除了持续的国债投资以及央企掌控的数额可观的利润可用于投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各种渠道的社会融资。

具体来看，从2003年到2010年，人民币贷款余额从15.9万亿元增加到47.9万亿元，7年间增加了32万亿元，2010年为2003年的3倍。具体地说，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人均收入增加，人均食品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由此导致食品供求缺口扩大，农产品供不应求和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最终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我国石油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的50%以上。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因素。

一方面，我国廉价工业品的大规模出口，压低了国际市场的工业品价格。2009年和2010年大量的货币投放，缘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就曾经实行过银行储蓄存款保值，并取得了成效。所以，在投资主体和投资机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依靠大量投资并不能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反而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长期以来的融资低成本在十二五时期将发生变化。

第二，改变负利率状况。2011年1月—5月CPI上涨5.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达到了两位数。而且，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投资热情并不会因为资金成本提高而有明显的降低。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构成中占有很大比重，石油价格和食品价格互相推动，将对通货膨胀率上升产生较大的影响。

很多发达国家都对本国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我国财政支出用于三农的部分还应该大幅度增加。种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比较利益目前太低，农民种粮收入大大低于其外出务工收入。

2010年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国际石油、铁矿石、铜等价格上涨将推高国内能源、原材料成本。

但是，这些大多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也是需要工业反哺农业的明显信号。